在当下的语境里，我们常用“牛鬼蛇神”来代指一些品行邪恶丑陋之人或邪门歪道的敌人。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毛主席的影响——毛主席曾在很多不同情境下使用了“牛鬼蛇神”一词，如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中用该词来特指传统戏曲中的鬼戏，1957年在“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指示中用该词特指右派，1963年在一则“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批语中用该词泛指敌对势力，在这些讲话或文章中，“牛鬼蛇神”的语义有对象和宽窄的变化，但无一例外都是作为负面形象出现的。如果说前面还只是毛主席的个人用词方法，那么《人民日报》1966年对于文化大革命发表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算是为该词彻底定下了使用基调。此后，在全国范围内，“牛鬼蛇神”都用以特指坏人或敌人，以至于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一度被称为“牛棚”。
但其实，“牛鬼”与“蛇神”在传统文化中都不是什么坏东西。所谓“牛鬼”，就是大家熟悉的佛教里看守地狱的鬼卒“牛头马面”中的“牛头”，一位牛头人身、兢兢业业的冥府衙役。东汉年间安息国（帕提亚帝国）僧人安世高在《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描述他负责在铁锅边拿着三股铁叉将人叉入锅中，待人被煮烂后，再朝那人出口气让那人复活如初，而后继续叉入锅中烹煮。到了东晋年间，天竺国（古印度）僧人竺昙无兰又在《铁城泥犁经》中进一步描述他的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者，还在阎王身边充当法警和检察官，帮助阎王捋清来人罪证。由于唐宋《楞严经》《文苑英华》等作问世之前，马面神、黑白无常等并未见于地狱故事，因此可以认为，“牛鬼”便是东土语境里地狱最早的基层公务员之一。
但“牛鬼”究竟来自何方呢？对于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视角切入研究，我们将得到完全不同的片面答案——依据“牛头人身”的体表特征，我们可以在印度神话中找到摩西沙（Mahisasura），也就是《西游记》里“牛魔王”的原型，在古印度文献《往世书》里，他经过艰苦的修行获得了“不会被世上任何男性杀死”的赐福，并依靠此逆天的能力一度占领天界，甚至夺了因陀罗坐骑，可惜运气不好遇上了女战神杜尔迦（Durga），被其斩下头颅命丧当场。但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摩西沙并未在后续的神话故事里出场。
依据“冥界”的地理特点和“审判”的职业特点，除了“牛鬼”本身，我们还可以在中国神话里找到专事鬼魂生杀处治的酆都大帝，在重庆丰都名山、各地城隍庙的历史记撰里，它俨然一副天下鬼神之宗的君王姿态，看起来和“牛鬼”这样的基层公务员没有什么关系。但在南朝陶弘景所著的权威道教神谱《真灵位业图》中，酆都大帝的原型是炎帝神农氏，在《山海经》《述异记》等古籍里，炎帝、蚩尤就是以牛头人身的形象出现在世间的。在《史记》中，炎帝先与黄帝联手击败了蚩尤，奠定了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而后又在阪泉之战被黄帝所击败，从此臣服于黄帝部落，华夏民族由此形成。
而若只看“虐人性命”的这一件事，我们还可以在青藏高原上找到文殊菩萨的化身“大威德金刚”和死神阎魔天。在藏传佛教的故事里，一位在洞穴中修行的僧人因为偶遇偷牛贼死于非命，死神阎魔天拿起被宰下的牛头按在僧人的脖子上，并把自己附身在修行者身上，让他变为死神滥杀泄恨。文殊菩萨化出与阎魔天相似的牛头，以及八面、十六足、三十四臂，调伏阎魔天的怨恨，阎魔天最终皈依了佛法并成为佛教里很重要的护法神。至今，我们依然可以在藏传佛教寺院和相关博物馆中找到大威德金刚、阎魔天牛头武神的形象。而且，牦牛的藏语གཡག发音为YAK，阎王的民间说法藏语发音为YABA或YAMA，YAMA在婆罗门教传说中的指的是第一个死去的人……尽管我们依然没能在中印文化融合的藏区找到完全契合“牛鬼”的神话原型，但在这一连串的巡视下，依稀能寻到这一牛头人身战神如何沦为阎王帐下一小卒的历程。他可能有着辉煌的过去，但在东土世界的历史叙事里却只能成为一个身份相对卑微的存在。
那“牛鬼蛇神”中的“蛇神”呢？关于蛇神，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它指的是佛教“天龙八部”中的摩睺罗迦。所谓“天龙八部”，指的是八种不同种类的众生，在古印度神话和婆罗门神话中，它们性格鲜明强烈，各自都有傲慢、执念、贪欲，因此相互经常产生矛盾。摩睺罗伽师其中一种人身蛇首的鬼神，受世间神庙的酒肉供奉，无足，用腹部行走，它因为毁戒、邪谄、多嗔、少布施，爱喝酒、爱吃肉、怠慢持戒而堕落，体内有很多嗔恨心很重的虫在啃食。受到佛陀教化以后，它常常以乐神的身份出现，在我国许多佛教造像中呈现出一手执鼓槌、一手执芦笙、人形兽冠的样貌，如莫高窟第445窟和第158窟，便描绘了它头顶盘蛇的形象。
蛇与佛教思想的关联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印度南部。蛇和树在当地很常见，菩提树和无花果树为地方一绝。当当地人以神之居所开始崇拜这些神树以后，常缠绕于树上、栖息在树下的蛇便也被人以为是有神性的动物——印度出土的一些公元前三千年前左右的、带有菩提树和蛇图案的文物即说明神树与蛇的密切关联——由于大部分蛇在溪流江河居住，当地人认为它们是在保卫水，更有甚者，相信它们与雨有关，认为雨后彩虹的弯曲也是由蛇带来的，若是惹怒了蛇，蛇可能会降下毁灭性的暴风雨。不仅如此，因为蛇住在地下且在春天蜕皮，它们还被认为与阴间和生命有关。
但在这些印度南部的早期崇拜里，蛇都并非邪恶之物。再向前追溯，不难发现蛇的意象除了在印度和中国南部存在，还出现在古代两河流域的亚述、巴比伦、赫梯，古代以色列、古代希腊、古代埃及等地。印度南部蛇与树的图案，甚至可以到在古巴比伦的蛇神宁吉什兹达崇拜里找到影子，在欧洲博物馆里的宁吉什兹达文物图案中，还保留了宁吉什兹达从蛇到蛇到半蛇半人，再到人持蛇杖的完整演变过程。而当手持蛇杖的宁吉什兹达形象穿越沙漠，朝着希腊方向一路传播，它便渐渐成了希腊传说中手持蛇杖的赫尔墨斯和手缠神蛇的埃斯克莱庇厄斯，以及犹太传说中的摩西与救命铜蛇。许多关于蛇的负面看法，也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沙漠国家的发声浮现出来，在这些地方，蛇由于占据水源和普遍含有剧毒，被视为邪恶的动物。例如，在赫梯的历史中，哈吐什里一世（HattušiliⅠ）在废掉外甥另立君王的过程中便把外甥的母亲描述成一条冷酷而没有善心的蛇；在埃及文学中，蛇也被太阳神工作的分裂者和阻碍者；在基督教的某些思想中，蛇也可被解读为撒旦，而撒旦是谎言之父；最出名的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失乐园的故事，蛇作为诱惑者、欺哄者的形象出现，成功忽悠夏娃吃下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开启了人类的苦难和罪恶之路，当然，最后也受到了耶和华的诅咒审判……很难说这些故事和佛教里摩睺罗迦形象的构建存在什么必然联系，但同“牛鬼”类似，我们依稀能看到“蛇神”的不完美形象如何在文化融合的过程里被一步一步构建出来。
无论“牛鬼”与“蛇神”经历了怎样的文化糅合才以佛教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当它们遇上了唐人杜牧，一切就都变了。杜牧以一句“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贺集序》）把素昧平生的“牛鬼”、“蛇神”绑在一起为天下人所传颂。至此，“牛鬼”“蛇神”不得不摆脱佛教叙事，融入了市井百姓的日常语境中，成为用来比喻邪门歪道和形色坏人的表达，等待千年以后被毛主席进一步发扬光大。